“红霞姐,你真厉害。”他只说了这一句。
没有多问,没有多说,但他站在那里,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,他的眼睛很亮,亮得像他身后那盏路灯。
韦红霞当上小组长的第二个月,超市来了一个不该来的人。
那天下午,她正在饮料区补货,把新到的矿泉水一箱一箱地往货架上码。
她已经不觉得矿泉水重了,四个月搬下来,手臂粗了一圈,腰板也直了,整个人像一棵被重新培了土的树,虽然疤痕还在,但枝叶总算重新舒展开了。
听见有人走近,脚步声不紧不慢,皮鞋踩在地砖上,咯吱咯吱的。她没有抬头,以为是普通顾客,蹲在那里继续码货。
“哟,这不是韦红霞吗?”
那个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刀,从她后脑勺划过去,不深,但刺骨。
韦红霞的手顿了一下,手里的矿泉水瓶从指间滑落,骨碌碌地滚到了货架底下。
她蹲在那里,低着头,没有动。
那个声音她认得,不太确定是谁,但她认得那种语气——轻佻的、居高临下的、把她当东西看的语气。
“怎么,不认识了?”皮鞋停在韦红霞面前,她看见一双灰色的袜子,裤腿熨得笔挺,一尘不染。
她的目光从那双皮鞋慢慢往上移——灰色的西裤,深蓝色的pOlO衫,脖子上一条金链子,不粗,但亮。
脸有些眼熟,五十多岁的男人,秃头,嘴角挂着一丝笑,那种笑她见过太多次了,是在旅馆的床上,是那些男人完事后点烟时的表情。
她想起来了,是老吴。周五金介绍的第一个客人,那个开着黑色轿车、手上戴着金表、挑剔她腿上疹子的男人。
他在她身上花过不少钱,每次都是两百,偶尔给三百。
她记得他说话的方式,慢悠悠的,像在品茶,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。
韦红霞站起来,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,脸上的表情很平静,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。
“先生,需要买什么?饮料在这边,矿泉水、果汁、茶饮料都有。”
老吴看着她,目光从她脸上的疤移到她身上的超市制服,又从制服移回到她的脸上。
他笑了,那笑容不张扬,但刺眼得很。
“韦红霞,你这是从良了?”他的声音不大,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韦红霞身上,“在超市上班?一个月挣多少?两千?三千?”
韦红霞没有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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