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成就更了不起，他著有《五经正名》十二卷、《论语述议》十卷、《春秋述议》四十卷、《春秋攻昧》十卷、《春秋规过》三卷、《孝经述议》五卷、《尚书述议》二十卷、《毛诗述议》四十卷、注《诗序》一卷等著作、并与诸儒修订《五礼》。其中《春秋规过》三卷，是专门给杜预的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挑毛病的作品，杜预是西晋文武双全的大臣，他的《集解》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权威著作，刘炫敢向权威发起挑战，可谓艺高人胆大。但是他的所有成就，却让在朝供职的名士、经学大师尽皆心服口服，纷纷担保其所言无谬。
然而刘焯、刘炫姓刘不姓孔，更不是五姓七宗、世家门阀的子弟，所以他们在经学、天文、历法、算学上的成就，一概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。倒是后来的孔颖达，在奉命撰写《五经正义》时，皆以二刘义疏为稿本，结果人家因为姓孔，于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名垂千秋的大儒；而李淳风，也依据刘焯的《皇极历》造出《麟德历》，又被推为名历之一。
而杨集本人，对于儒学没有半点恶感。
虽然儒家学在后世被一些极端分子说成华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；是禁锢思想、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思想，但杨集始终不赞同这种观点。
毕竟自汉以来，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扶持的正统思想，可是为何汉朝科技不落后？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？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？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世界？为何明朝舰队笑傲大洋？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……说到底，还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制度在惹祸，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关系。
儒学本身只是一门处世哲学而已，讲的是处世之道、修身养性，从思想上导人向善，对于个人和社会治安都有益，如果天下人全都没有自律、自觉、自尊、自爱等儒学推崇的善念，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来强行制约，那才是一个王朝最可悲之事。
只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、走向极端，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的考试制度，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记硬背的僵化道路，这制度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，和儒学并没有丝毫关系。
正因如此，杨集对导人向善的儒学绝不反感。
而大半内容都是源自二刘义疏的《五经正义》，既然成为千年以后都信奉的标准，这也间接说明二刘对于五经的注释是正确的、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，他们的义疏远比大隋其他经学大师可靠。
既然如此可靠，杨集怎么可能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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