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依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,已经是凌晨两点。
她从库尔勒工地直接赶回来的,衣服上还沾着泥土。秘书小赵跟在后面,手里抱着一摞文件,欲言又止。
“有话就说。”阿依江头也没抬,脱下沾满泥的外套,挂在衣架上。
“阿书记,明天早上九点有个会,是兵团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。您看要不要推迟?”
“不用。”阿依江坐下来,打开桌上的台灯,“照常开。”
小赵犹豫了一下:“您今天一整天都没休息,从库尔勒跑回来,明天又要开会——”
“小赵,”阿依江打断她,声音不大,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,“那两个工人还在ICU里躺着。我一个开会的人,有什么资格喊累?”
小赵不再说话,把文件放在桌上,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。
阿依江靠在椅背上,闭了一会儿眼睛。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,那张被北疆的风沙磨砺过的脸,线条硬朗,眉宇间有一种男人的英气。但此刻,她只是一个疲惫的女人。
她想起今天在工地上的情景。那个四川工人的老婆,从老家赶过来,一下车就瘫在地上,哭得喘不上气。
她扶着那个女人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她能说什么?说“你放心,我们一定会救他”?说“没事的,会好的”?
那些话太轻了,轻得像一片羽毛,压不住那么重的恐惧。
后来人救出来了。那个女人的老公,被担架抬出来的时候,还活着。
她跪在地上,磕头,磕得额头都破了。阿依江拉她起来,她不肯,嘴里一直说:“谢谢领导,谢谢领导。”
阿依江心里堵得慌。她不是领导。在那一刻,她只是一个和那个女人一样的、害怕失去的人。
她睁开眼睛,拿起桌上的文件。第一份是红山牧场的报告——
杨威昨天交上来的,厚厚的,密密麻麻。她翻了翻,看到了哈布力大爷的名字,看到了那些羊的数据,看到了牧民们的签名——
有些是汉字,有些是哈萨克语,有些只是一个红手印。
她想起那天在哈布力家,杨威给她倒的那碗茶。那碗茶是咸的,牧民们喝的砖茶,加了盐和奶。
她喝了一口,差点吐出来——看来自己变了,她也有哈萨克人血统。
但她看到杨威面不改色地喝了一碗又一碗,和牧民们碰碗、干杯,笑得像个孩子。
她突然觉得,杨威变了。那个从小被她看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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