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处偏远的《花城》最倒霉，求稿件比其他人都更不容易。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羊城，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。不是住三天两天，而是三月两月，住里面写。
朱生昌说：“其实作者也是势利的。就算《花城》这么努力，他们仍然付出多，收获少，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，作家给他们的稿子，多数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。有好稿子，作家还是要留在京沪，住白天鹅宾馆也不管用。”
“作家不论个人性格如何，品行如何，都削尖了脑袋钻京沪的杂志。因为他们也要给自己作品找个好娘家，有时并不考虑稿费，而是力求寻找更具影响力，更有话语权的刊物。”
的确如此，再想想，路垚最后已经被逼迫得往市级刊物发，简直是悲剧。
1988年，陕省文坛最大的事情，最大的悲剧，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。余切有责任挽救它。
会议结束后，《当代》的副总编朱生昌说：“我宣布个事情！”
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，他却看着余切说道：“我们《当代》杂志要举办个研讨会，请到那些一流作家前去陕北，由路垚来安排，他就是陕省作家的代表人。”
其他人并不傻，三两下就猜到了和余切前些日子的言论有关系，纷纷恭喜起来。
余切也觉得《当代》干的还算不错：给面子。
路垚抽名牌烟、喝雀巢咖啡到一种病态的程度，恐怕不光是生理成瘾，还有心理上的因素：他极度的渴望认可，而这些外在的“高档物”，可以让他觉得他像是一个大作家。
于是，在众人前去登州前，《当代》编辑部组织了为期一周的“陕北行”，邀请了最近比较有名气的青年作家。这些人中，除了路垚、周长义、朱生昌等人，还有一个余切前几年的熟人：王安亿。
王安亿是沪市人，出自文艺世家，前几年和屈铁宁是好姐妹，现在是沪市作家协会创作室的会员。
她已提前得知此次公费出差，和余切有些关系。《当代》杂志的朱生昌找到她说：“王老师，你和余教授算是认识过，这次陕北行后，还望你发挥你文艺界的影响力，帮我们说几句好话。”
王安亿乐了：“余教授一直以来急公好义，当年因为一颗糖丸的事情，愣是成立了个‘春雨行动’，席卷全国！你们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，竟然惹得他针对你们！”
对于这种抱怨，朱生昌只好露出苦笑。
陕北这个地方很苦，经济条件和南方大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