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：“冯瑜！他定然可以！”
冯瑜如今身为五经博士，儒家的领袖，让他担任大秦报社的社长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赵凌却直言：“冯瑜勉强成为儒家领袖，那是因为利益使然，除非孔鲋、淳于越那一批人都死了，否则他还做不到真正压住整个儒家，更何况报社社长要压的不仅仅是儒家，还有其他名家。”
“长安候贤名在外，地位尊崇，这是冯瑜比不了的。”
赵凌眯眼道：“报刊办起来后，再过三日朕便在大秦日报上登《辩商》一论！”
楚悬大喜：“陛下终于准备为商人正名了？学生等着那日！”
商鞅极端排斥商人，将其视为“国之蠹虫”。
孔子言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儒家虽未像商鞅那般要求打压商人，但轻视之意还是有的。
千百年来，圣人言，以及过往国策，皆是重农抑商。
在三川郡时，赵凌却与楚悬说，所谓重农抑商，实则抑的只是私商。
官家垄断山泽之利，盐铁专卖。
抑制私商乃是将商人的财富转移到国库。
农本商末，所谓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；一女不织，或受之寒。商人不事稼穑生产，不能多致一斗米，不能多织一匹布，只知转卖。
这些话其实是有弊端的。
商人的作用可以提高经济效率，让善种田者不织布，善织布者不种田，提高百姓的工作效率，只需买卖交换即可，提高劳作的总生产。
于民，商人可使其便利。
于国，商人可使其富足。
当时楚悬听到赵凌这一席话之后，也是大为震撼。
长期以来，圣人未曾言，君主大臣未曾言。
商人卑贱，于国无利的印象已经深入人心，这才是哪怕皇帝下令商人不再是贱籍，依旧无法改变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。
皇帝亲自写《辩商》，为商人正名，这是不再打压私商了啊。
“若粮食产量不足，过多人从商，自然是有害无益，可若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，那些权贵世家对百姓的伤害，比之商人大了不知多少。”赵凌瞥了楚悬一眼，“此话朕与你闲谈而已，听听便听听，万不可乱传，否则那些世家要你性命，朕也不会承认朕说过此话。”
饭要一口一口地吃，现在还不是与全天下权贵撕破脸皮的时候，赵凌自然是不会承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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