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救命稻草’。如果那年没拿到，年龄超限，后面的很多机会就都对他关闭了，学术天花板会骤然降低。”
年龄关的残酷之处在于，它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王启明说：“学者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完成一系列规定动作：博士毕业、入职、拿青年项目、发顶刊、评副教授、拿面上项目、评教授……这就像一场规定时间内的闯关游戏，稍有延误，就可能一步慢、步步慢。”
“我见过很多优秀的学者，就是因为博士毕业晚了几年，错过了青年项目的年龄限制，后面的发展一直不顺利。”王启明的语气有些沉重，“有位化学学院的老师，36岁才博士毕业，入职后发现，青年基金已经申请不了了，只能直接申请面上项目，难度大了很多。现在入职五年了，还没拿到国家级项目，职称也一直停留在讲师，整个人都变得很消沉。”
李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年龄，32岁，还有三年时间可以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。他在笔记本上写下“抓住年龄窗口，争分夺秒”，心里暗下决心，接下来几年一定要抓紧时间，集中精力攻克科研难关，不能错过这个关键机会。他知道，自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。
第六道：平衡关——学术与生活的走钢丝
“前面五道关，都是外部的挑战。第六道关，则是内在的考验——平衡关，也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”王启明说，“大学教师的角色太多了：授课老师、科研人员、导师、行政人员、家庭成员……每一个角色都要求你全力以赴，如何在这些角色之间找到平衡，是一道终身的‘斩杀线’。很多人不是被科研压垮的，也不是被职称难住的，而是被这种失衡的生活拖垮的。”
这里，王启明讲了环境学院刘教授的故事。刘教授当年评教授的时候，遭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，那段日子，她几乎是在崩溃的边缘挣扎。“那段时间，她的孩子正值中考关键期，需要家长陪伴辅导；父亲突然住院手术，需要她照顾；手头的一个国家项目面临中期检查，不能出任何问题；学院还赶上了本科教学审核评估，她作为系主任，要处理大量行政工作。”
王启明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刘教授连续三个月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。白天处理行政工作、给学生上课，课间还要抽空给医院打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；晚上下了课就往医院赶，照顾父亲吃饭、洗漱；深夜回到家，还要改项目报告、准备评估材料，有时候忙到凌晨三四点，睡两个小时就又要起床去学校。有一次，她在课堂上突然头晕目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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