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头都被自己划掉。
这次他本来准备写的是装填厂，写完自己读了一遍，发现变成了控诉。
主编要的是长期专栏，不能是一篇让人拍案而起、拍完就忘的东西。
他去年那篇散文已经证明过一次：讽刺完了，制度还是那个制度，换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后面继续干同样的事。
后面他把控诉全删了，只留故事，写完发现故事是好故事，读完什么都不剩。
李察在稿纸最上面写了标题：《审慎的先生们》
这一次，他要写喜剧。
三个人物，他磨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第一个是大臣，上任第十一天，热血，想干几件名垂青史的大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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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人必须是真心想做好事的，做好事是整篇故事的地基。
一个坏人做了坏事，读者会骂他，骂完心里舒坦了，这事就过去了。
一个好人推着一件好事，整个故事篇幅都在推动，但最后却什么都没推动……这样子写，读者才会在合上杂志以后开始思考。
第二个是常务次官，高学历，二十七年工龄。
这个人也不能是坏人，一辈子只做一件事：让这个部门明天照常运转。
为了让部门明天照常运转，今天有些东西就必须留在原地。
第三个是私人秘书，负责端茶和归档，当润滑剂。
古典学出身，本来想留校做学问，没考上进了内务院。
他的职责是端茶、归档，以及在没有任何人需要的时候指出别人用错了典故。
他是全篇唯一一个说实话的人，他说的每一句都对，却改变不了任何事。
李察开始写正文。
第一篇故事，标题是《一种颜色》。
场景：内务院顶楼，一间铺着厚地毯的办公室。
大臣：把窗打开，今天太闷。
秘书：阁下，这扇窗是钉死的。
大臣：为什么钉死？
秘书：两年前有一份文件从这里飞出去了，落到街上被人捡走了。
大臣：那份文件写的是什么？
秘书：不知道，阁下，捡走的人也不知道，所以第二天报纸上登了好几种猜测。
（这时候次官先生西装革履的来上班了。）
大臣：早上好，次官先生，我读了灰堰的报告，上个月第四厂有三十七个女工病倒。
次官：阁下，是四个
…。。